“我相信在未来一个十年，能够在全球起起落落的飞机里面，头等舱、商务舱都能见到俏江南的食品，能够在香榭里舍大街，在纽约，在伦敦，在巴黎，在东京，银座这种有影响力的地方，都能见到俏江南的品牌。”

        每年开100家分店，俏江南要做中餐中的LV，把俏江南发展为世界500强，一心想让世界各大城市都能看到俏江南，引领中华美食文化走向国际市场……发下如此的宏愿，便是国内餐饮巨头俏江南的掌舵人张兰。

        一头卷曲长发飘飘，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在记者面前张兰总是不掩饰、不做作，大方、随性、自然、不时也会俏皮一下。沮丧、失败不存在于她的人生字典里，亦不喜欢“女强人”的称号，而愿以乐观的“强女人”自居。

        若要在企业家、美食家、艺术家的三个选项中，她会毫不犹豫选择艺术家，“做商业需要理性，而艺术是自由的。”所以，她把餐饮当成艺术来经营，时尚、经典、品位，是她作为一名“商业艺术家”的特质；果断、同理、包容是她的管理风格。

“很少往回看，后来媒体总问我，我才回头看一下。”已在餐饮行业打拼近20年的张兰，当年的创业故事也是一段艰苦岁月。用张兰自己的话说，做每一件事都不请别人算，做每件事也不请别人看风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

       张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8岁的时候随着父母下放到湖北的孝感。因为父母都是大右派，母亲每天都要挨斗，张兰很小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过着“上房掏鸟蛋，夜里抓蛤蟆”的清苦生活。

        “我是一切机会都不放过的人，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参加高考。”循着那个时代惯常的生活模式，后来张兰跟随父母回到北京，上了大学。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张兰还发着高烧，去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又过敏。“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就越幸福”，成长过程中坎坷造就了张兰坚韧不拔的性格。

        在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张兰很快成家生子，过着两点一线、单调而安逸的生活。后来，“商品经济”下出国大潮开始萌动。“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带着这种思考，1989年张兰跟随舅舅去了加拿大，成了较早踏出了国门的那一拨人。

         “到那儿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时候攒够2万美金，什么时候就回国创业。”在加拿大，张兰曾把赚钱看作生活的唯一目标，这也使张兰获取了回国创业的第一桶金。

        “（加拿大）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社会，没有在中国有人情味，全靠独立，靠自己。”对张兰来说，在加拿大不仅遇到了语言文化的不适应，也少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们各自奔忙，不讲究人情，招工时谁要的薪水低就雇佣谁。

为了完成目标，在两年的时间里，张兰每天早起晚归，“不择手段”地做过各种杂工，在餐馆洗盘子，甚至扛过百斤重的猪肉，最多的时候一天打6份工。“其实信念不用太宏伟，信念很简单。当你坚定了一个信念的时候，你就朝着信念走，一定会实现，就是这样”。

当赚够了两万美金时，张兰马上回国，选择了当时门槛较低，自己又熟悉的餐饮行业。当时张兰骑着自行车，顶着北风在北京城转了三天，在东四的街面上发现一张出租房屋的小纸条。于是就有了1991年的“阿兰酒家”。很快，张兰又开烤鸭店、鱼翅海鲜大酒楼……

之后，像很多到达这个阶段的人一样，张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我觉得我此生的至爱还是餐饮！”是她的结论。于是，张兰做了更大胆的举动，卖掉日赚50多万的海鲜大酒楼，将9年时间变现6000万现金，创立中餐品牌“俏江南”，专供当时空白的白领餐饮市场。

当时不少人劝她，高档写字楼租金高，投资大，客源少，风险大。然而有着多年餐饮经验的张兰有自己的想法：白领消费者最具理性，如果这个地方确实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会带朋友来。“俏江南不靠大肆的广告宣传，靠的是消费者的理性选择。”

“俏江南”的创办，张兰觉得自己才称得上“从商”，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家。之前打工也好，开餐馆也好，都是历练和积累。张兰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进国贸开首家店的不容易，开业后的4个月里，俏江南的收入不够支付租金和员工的工资，当很多人开始知道国贸有个别具一格的俏江南，俏江南就悄然火爆起来。

如今，俏江南分店一家一家地开起来，成为一种民族品牌，又创办“兰会所”、SUBU新概念餐厅，张兰继续着自己的商业理想。打造国际级的餐饮企业，做一家有责任感的民族企业，张兰说，这是俏江南的“新十年资本梦”。

一个女子，一家小餐馆，干成了国际连锁中餐品牌，她的秘诀是什么呢。张兰对此付之一笑：“看似复杂的事情其实原因往往简单。通向宏大梦想的路就是脚踏实地地工作。”

“在企业里的时候，你要忘记你的性别，这是商场，商场不相信眼泪，所以你到商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果断，有智慧；回到家里，你还把这种理性，这些做法带到家里去，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更喜欢称自己为乐观的“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