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来看，管理理论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经典管理理论，即那些构成管理学基础框架的理论，它们一般不提供具体的对策，只提供社会活动中最普遍的管理规律，往往具备系统、完整的框架，我们可以称之为管理理论的“道”（即原理）。另一类是管理理念与实践，它们并不具备系统框架，主要提供具体的对策，尽管有时它们也会基于某种特殊现象或某 个组织的个别规律归纳出看似普遍适用的“原理”，但是因为这些规律是在特定情境（context）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的“术”（即对策）。

管理理念与实践对社会生产实践的影响要比经典管理理论大得多，后者的侧重点不在于应用而在于研究，所以这主要是管理学家关注的。因为前者能够提供明白易懂、方便操作的对策，所以整个社会对之产生了相当大的需求。但是为了使自身表现出科学性，管理理念与实践往往也称自己为“原理”、“法则”或者更具有诱惑性的“秘诀”，在传播过程中以经典管理理论的形式进行包装。不过有些时候管理理念与实践也不称呼自己为“理论”，因为“理论上的”与“不切实际”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经典管理理论的扩散曲线非常平稳，因此往往能够“长命百岁”，即拥有较长的生命周期。与经典管理理论不同，管理理念与实践的扩散曲线要尖锐的多，整个扩散过程往往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行业理性阶段，来源于原始组织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往往首先被所在行业中的其他组织借鉴应用，由于网络外部性很弱以及风险较大，其他组织往往对之慎之又慎，因此其扩散速度非常缓慢。这个阶段的经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理念与实践是很难区分开的。第二个是社会潮流阶段，即开始被整个社会关注，由于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吃螃蟹者”，加上网络外部性的增强以及潮流压力的增大，管理理念与实践的应用阀值会大大降低，甚至可以为零。这个阶段会出现“滚雪球现象”，应用管理理念与实践的组织数量会加速度上升。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理性阶段，这个时候管理理念与实践的弊端开始大量被揭露，由于应用者过多也导致其绝对价值变为相对价值，即投入比较大，应用好了也只能得到平均收益。一些组织开始放弃或者应用更新颖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其他组织也纷纷仿效，因此这个阶段会出现“雪崩现象”，应用管理理念与实践的组织数量会加速度下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成为其生命周期的形象描述，所以称呼大部分管理理念与实践为“管理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

好的管理理论如何形成

按照克里斯坦森的观点，一种好的管理理论至少应该体现出两方面的价值。首先，它有助于我们做出预测。因为我们掌握的可靠数据都是关于过去的，所以利用理论的预测功能即可靠的因果关系机制是我们自信地展望未来的惟一方式。其次，可靠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解释现状，从而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及其原因，还要有助于我们区分毫无战略意义的杂音和预示未来重大变化的信号。与之对应，一种好的管理理论的建立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首先建立一系列概念，以便于人们利用这些术语描述管理状况。这些概念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即它们的含义必须符合实验观察结果或状况。然后确定因果关系，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结果的出现，而不是仅仅描述与结果相关的特性。管理理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特性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当作根本的因果机制。这就好比我们将鸟类能够飞翔归因于翅膀的存在，而不是源于相关的空气动力机制。许多管理学家都特意停留在基于相关性的理论建立阶段，错误地认为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就能够提高他们“理论”的预测威力。但是，从分类到理解根本因果关系的飞跃，一般不是源于对空前丰富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而是源于非常深入的现场调查。建议拥有翅膀就能飞行，只会把尝试者摔死。

第二个阶段，对各种情况进行分类，从而使我们得以从尝试性推测发展到可靠性推测。管理学家不仅要弄清楚将特性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而且还要说明这一机制在哪些情况下能够成立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不能成立。因此，好的管理理论要具备权变特征即柔性，应该指导管理者什么情况下应该从事什么活动以及禁止从事什么活动。管理理论如果具备较强的刚性，则不容易融合其他理论；如果具备较强的柔性，很多对立的理论也可以融合在一起—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不同作用而已。

第三个阶段，研究失败以完善理论。在弄清楚因果机制之后，管理学家还要研究在什么情况下企业完全按照理论的要求去做却仍然失败了。在笔者看来，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失败只是时间与程度的问题罢了。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因此研究失败更有意义。但是大量的管理理论都将侧重点放在了研究成功方面，对失败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因此，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经典的管理理论，由于其倡导者没有弄清楚它何时管用、何时不管用以及原因，而是草率地或含蓄地声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最后都变得名誉扫地了。一种理论，只有当它对必然会带来成功的种种特性的描述，能解释这些特性如何随着组织所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才可以认为它是好的理论。